 少林连续衰败300年的根由 当代少林寺最核心的疑问是传承，而谈论当代少林必从满清入关开始。 少林寺方丈“出自钦旨”，“自唐以来，代推一人，主持法席”。与此相得益彰的还有少林寺的皇家寺院地位。除了经济上的“公给衣供”、拥有大片良田之外，少林寺的建筑宏伟磅礴，富丽堂皇。其中，千佛殿由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拆伊王府殿材创建，并得特赐佛经637函存放其中。从元代首任方丈德仁到明代最后一任方丈海宽圆寂，在长达327年的历史长河中，少林寺在全国的影响力如日中天，不仅是中原甚至数度成为全国的佛教活动中心。 相比之下，清代的少林寺可以说是一落千丈。在元代和明代，少林寺作为皇家寺院备受皇帝推崇的同时，多位方丈曾出任国师统领全国佛教，或者领旨出征。到了清代，不仅这种地位不复存在，而且少林方丈的钦命制也在第一位方丈海宽（跨越明清两代）之后终结。 至于少林寺“法堂草长，宗徒雨散”并非清政府的压制之果。明末的旱灾、蝗灾、战乱、匪患才是主因。清兵入关后，顾炎武说少林“山僧缺餐粥，住守无一二”。 现在人们常说少林寺受到清政府“禁教、禁武”的影响，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武术史》说得很明白，清廷“禁教不禁拳”。所谓的禁教，并非针对佛教，相反清代皇帝大多笃信佛教，他们禁的是民间教门和秘密结社，也就是说，他们反对以颠覆政权为目的的教门。至于武功，顺治六年，清廷以“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为由，命令兵部除了火炮和甲胄之外，将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悉听民间存留，先交官者，给还原主”。 从1644年满清入关到末代皇帝溥仪1911年退位的267年间，清政府大多数时间对少林寺的存在和发展都很宽容。其间唯一的例外是雍正十三年（1735年）4月5日，深受皇帝宠信的河南巡抚王士俊上书建议全面整修少林寺。雍正皇帝在御批中同意的同时，对门头僧恨得咬牙切齿，说“房头僧人类多不守清规、妄行生事，多为释门败种”，要求拆毁门头房。一个多月后的5月18日，门头房拆除完毕。这一次，雍正在御批中展现了他对佛教、对少林寺的尊崇，不仅希望少林寺的扩建工程坚固耐久，甚至希望监工施工人员也要用那些信佛之人——“所委人员，可择向来有些信心知因果者办理”。 这年8月，雍正驾崩。乾隆即位当年不仅从户部拨出了整修用的九千两白银，扩建了少林寺常住院、增设了山门，奠定了如今少林寺常住院的格局。他本人还在15年后的1750年亲自去了一趟少林寺。在雍正之前的78年间，少林寺并未被朝廷猜忌，倾轧。雍正的父亲康熙还为少林寺题写了匾额。在雍正之后的176年间，少林寺同样被清政府宽容。 有据可查的禁武，只有《清世宗实录》，说的是雍正五年，皇帝认为“武师多系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流”，并下谕严禁学习棍棒。可惜除此之外，史书上再无记载禁武之事。 至于重要证据，乾隆五年（1740年）正月17日河南巡抚雅尔图被皇帝批准的奏折原文记载：“湖广、山东、河南等省常有邪教之事。豫民尤愚而易诱，每有游棍僧道，假挟治病符咒诸邪术，以行医为名，或指烧香礼斗、拜忏念经，求福免灾为词，哄动乡民，归依其教。辗转纠集多人，奸宄百出。且大河以南，山谷深邃，奸徒便于藏匿。山居百姓本有防身刀械，少壮又习悍俗，如少林寺僧徒。素以教习拳棒为名、聚集无赖。邪教之人，专意煽惑此等人入夥，与其发觉后，四出擒拏，尽寘诸法……倘邪教有据，严拏究办。” 很多学者引用这个奏折时断章取义，突出少林而回避了白莲教。要知道，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4月皇帝还曾再次下诏：“邪教煽惑愚民，最为世道人心之害，不可不严切根查”。尽管严加防范，但史实表明，正是因为清廷禁教不禁拳，才使白莲教以传习武术之名坐大，并终结了康乾盛世。 最早引用该奏折的是1997年出版的《中国武术史》。其目的是论证清代民间教会（白莲教）吸纳武师的情况，在论及少林寺的时候则肯定地说，整个清代，官方对少林寺练武总体上是默许和宽容的。为什么研究少林寺的学者引用同一奏折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仅仅十年之后，乾隆皇帝浩浩荡荡地从京城出发，亲自去了一趟嵩山少林寺。皇帝有可能严加斥责少林后再巡幸少林吗？他大驾光临少林寺难道是顺路捎带或者临时起意拐了个弯吗？ 最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对少林寺在佛教禅宗中的地位高度认可，他为少林寺达摩殿题写的匾额便是“最胜觉场”。此外，少林寺住持净府用乾隆皇帝的二十锭赐金（折合上千两白银）维修了少林寺。
乾隆离开三年后，《少林寺志》刊印，明朝少林武术的强盛跃然纸上。如果禁武，这部《少林寺志》收录前朝的诗作“谈玄更演武，礼佛爱论兵。”“佛自千年留影去，僧从百战立功来”等诗句则有挑战朝廷的意味、甚至有授人以柄之嫌。
这幅少林寺白衣殿（观音殿）壁画画的是1928年麟庆少林观武场景，据说此画出自偃师画师吴明阁之手
即使确认雍正曾经禁止汉人习武，但是雍正在位时间很短，对少林又很关心，禁武令对少林的影响极其有限。 当然，认为清代禁武的学者还引用《大清律例》卷四十一中所说的“游手好闲之流，演习拳棒教人及投师学习，又舞棍遍游街市射利惑民者，枷号一个月。”“演弄拳棒射利惑民，容留不报之坊店、寺院、及不行查拿之地保人等”归入“诈教诱人犯法例”不能望文生义。要知道现在我们看到的《大清律例》来自《四库全书》，而《四库全书》完成于乾隆晚期的1782年。1740年《大清律例》颁布，从1746年开始，《大清律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我们已经很难搞清上述涉武条例是哪一年写上去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在乾隆晚年，民间教会非常活跃。此外，从字面上讲，大清律例要禁止的对象很明确——“游手好闲不务本业之流”，行为也有限定——“射利惑民”。 在我看来，按照《大清律例》倒是可以练武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直隶总督裕禄还在奏折中说“良民农隙讲武、练习拳棒、自卫身家，原为例所不禁。”裕禄所说的“例”毫无疑问正是《大清律例》！ 现在很多人认为清统治者对少林寺心存芥蒂的另一个证据是乾隆四十年（1775年），河南巡抚徐绩从少林寺请了几个武僧到兵营教授枪法，被乾隆训斥:“僧人既经出家，即应恪守清规，以柔和忍辱为主，岂容习为击刺，好勇逞强？有地方之责者闻之，当设法潜移默化，何可转行招致传授，令售其技乎？且以僧人教习营兵，既属非体，且使人传为笑谈。徐绩何不晓事若此？着传旨申饬！” 乾隆训斥之后，徐绩号召河南官员捐俸，并亲自主持重修少林寺千佛殿，历时两年完工。由此观之，徐绩把少林武僧从座上宾变为压制对象的可能性也不大。 清政府对少林寺维修，除了这三次之外，还有三次。分别是顺治八年（1651年）方丈海宽在分守、分巡等官员的资助下，修葺了单传堂、法喜堂、钟楼、方丈室等，费时一年零三个月。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河南盐驿道张思明用官员捐俸修建了白衣大士殿。道光七年（1827年），河南巡抚杨国桢发心，西河南太守存君率部下捐白银三千七百余两修葺钟鼓楼、方丈室、御碑亭。 清代少林寺与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有着暧昧的传说，但这也需重新解读。《中国武术史》非常肯定地说，早期的天地会是以“互助和自卫为旨”，到了乾隆末期才确立了“反清复明”的斗争口号，天地会与少林寺之间的传说也是在此时才成形并开始流传。至于官方获知天地会的“西鲁故事”则是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事了。 没有证据表明清代少林武功的演习由公开转向秘密。相反，1828年满清大员麟庆少林观武时，少林武功的强盛足以让人惊艳。如果是一直害怕追究而秘密练武，仅仅因为得到麟庆的口头承诺，少林寺难道就有胆量把演武场景画成壁画吗？ 离开少林寺后，麟庆把游览少林寺、观看武术经过写成的文字与幕僚汪春泉绘制的少林校拳图收录在自己的见闻录《鸿雪因缘图记》一书中。如果禁武令一直存在，出身“金源世胄，铁券家声”的完颜麟庆，身为兵部侍郎、署两江总督不可能不知道。
他的这本《鸿雪因缘图记》分别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二十九年（1849年），光绪六年（1880年）三次刊印，发行量很大，被誉为了解清代风情的经典名著。如果说壁画在寺内不为人知，官员的书籍刊印后公开发行，难道不是通告全国要陷少林于不义吗？
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少林寺的武功从来都是练为战，不是练为看。它的价值在于冷兵器时代的实用性，并非观赏性。除了麟庆少林观武，查查之前的少林寺历史，还有谁曾经在少林寺观赏武术呢（明朝少林武术鼎盛时期，也仅在万历年间有过几次）？ 我们知道，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前，清代皇帝道光已经给军队普遍配备了火枪。而西洋火器的盛行，正是武术没落的根由。 像少林寺白衣殿壁画那样的演武并非少林功夫的常态。清末的1846年，《西来堂志善碑》记载了湛声入寺习武情况：“余自祝发禅门，禀师教之重，修弟子之职，昼习经典，夜演武略，亦袛恪守，少林宗风，修文不废武备耳”。很多学者仅仅依据“昼习经典，夜演武略”来证明少林武僧不敢白天练武，他们不知道这八个字描述的恰恰是僧人正常的生活状态，同时说明少林寺并没有受到官府的打压。众所周知，在佛教寺院，白天参佛念经修禅才是常态，少林寺也概莫能外，练武只能在夜间也必须在夜间。换句话说，少林寺如果不是夜间（包括清晨）练武，那才不正常，也有违出家人的本分。少林武功向来有六耳不传（传授的时候不能有第三人在场）的传统，所以秘密练武本身与清政府的管制无关（民国著名武僧素典、贞绪都有夜间练功的习惯）。此外，福建人练习南拳也不选择白天，而是寅时、卯时、戌时。这是因为寅时卯时自然大气处于少阳初开，人体中旺盛有力的内气循环于肺与大肠，这时练功可增强肺活量。戌时阴气上升，运动有利外吐浊气，疏通气血。同时，经过一天的行走，关节肌腱已活动开，便于大幅度高难度训练，精力消耗很容易通过睡眠及时恢复。除此之外，武功在少林只是“末技”，只有战乱等非常时期，少林寺才会选择白天练武。民间少林武术的传承也沿续同样的规则，从清末到1980年代，少林寺附近的民间拳师练功和授艺大多选择夜间，地点多定在坟地或者野树林等背阴之处。寺僧则选择千佛殿、黑龙潭和寺后坟地。一为专心，二为避人。 因此我更倾向于《中国武术史》所得出的结论，满清的历代统治者对少林寺庇护，虽没有明言倡导武术，起码对寺僧传习武术是宽容的。 其实不仅是对少林寺，对于全国的习武之风，清廷同样也很宽容。256年间清代的武举考试制度日臻成熟完善。自顺治二年（1645年）“准兵部请，开各省武乡试”，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诏同汉人一体应试”，再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废止，共选拔出26849名武进士。如果禁武，武考怎么进行童试、乡试、会试、殿试？这么多的武进士，还有数量更加庞大的武举人从何而来？ 清代乾嘉之后，国力衰弱、佛教不振。少林寺所在的豫西山区兵荒马乱、匪患峰起、官吏也常到少林寺勒索，僧人日渐世俗化，或结交豪绅、或容留土匪、或酗酒赌博、甚至朋比窝娼、构串结讼（道光二十二年登封县衙《告示》）。
早已失去了佛门平静的少林寺，哪里还有什么皇家寺院的气派和荣光？ |
